六、“非典”时期

大客车拉着我们马不停蹄向陕西飞驰。进山才八日，一出山，我望着四边的大地，竟然有些陌生感。“非典”这个名词迅速在脑海里飞转，广东告急，北京告急，如今山西告急。外面的世界究竟怎样了？西安怎样了？心里揣着不安，各自与家人联系。于是各种小道消息在相互传递，疑虑和不安、恐惧与迷惘笼罩着整个旅程。

在黑夜里，我们的车进了西安城，大家戴上口罩，好象“非典”就在身边。街上的行人很少，空气中散发出凝重的气息，行人大多也套着口罩，睁大着眼睛，用一种莫名的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我们。接到学院指令，我们不能回学校，学校已为我们在市郊二十里外的翠华山安排了地方。就这样，客车拉着我们越过市区向翠华山驶去。当地的同学告诉我，翠华山是风景区，上有翠华山公园，还有好多山庄、招待所。车子出了城，天黑沉沉的，车厢晨鸦雀无声。是紧张？是恐惧？谁也说不清。夜里九点，我们在翠华山的一个招待所安顿下来，大家各自向家中报了平安：我们被隔离了。打开电视机，关注着全国的形势，屏幕上全是“非典”的信息，看了使人喘不过气来。老师宣布了纪律，主要是不能乱跑，不准私自行动，要常洗手。我们开始尝到了“隔离”滋味。

第二天，我们全体搬到了靠翠华山脚的“翠华山庄”，这是陕西省老干部活动中心，规模大，设备也很齐全，真是一个避暑、创作、疗养的好地方。在群山环抱之中，一条小溪缓缓流过，山庄里花木茂盛，高大的泡桐树开满美丽的紫色花朵。“非典”时期，一切活动都好象停止了。老师要求我们坚持学习，相互观摩太行山的速写，然后将作业交给老师。

在“非典”肆虐的日子里，我们就生活在这座山庄里，有家不能回，早上爬爬周边的山，坐在寝室里画画，相互探讨，有时下午结伴上周边画速写，晚饭后有的爬对面的铁路大桥，望着那南来北往的列车，谈论着我们所关心的一切，有时，有的同学还会引吭高歌，渲泄那青春的激情。后来，学院派人给我们测了两次体温，在证实全体学生无一发烧状况后，终于在隔离了10天后，在五月的最后一天，学院派车将我们拉回了美院。然而，隔离还远远没有撤消。当时，规定住在学校的不能离校，住在校外的回原地住，也不能进校，隔离仍然继续着，各方面的消息传来，隔离还将更严格，我们何时回校要等通知。

我仍回到了罗家寨，罗家寨的气氛也日益紧张起来。房东给我们发了通行证，寨子也封锁起来了。我们几个住在罗家寨的同学也组织起来，每天相互联系，在非常时期，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。

那时，西安街头早已不见往日的繁华，公交车上稀稀拉拉坐着屈指可数的乘客，脸上戴着个大口罩，无人交谈。吉祥村、二府庄以及各大街小巷到处看到红砖砌起的封锁墙，机关、学校及企业都加强了警戒。美院的大门紧闭着，门卫严肃地守卫着。我们只能用手机向系里联系，结果都是要我们在住处画画，何时进校听上级通知。电视里继续反复播放着“非典”情况。傍晚，我一人漫步在含光路上，看到学院门口栅栏边有三、四个家长向着里面的孩子叮嘱，空旷的街面使我越发感到远离家人的孤独，心象那断了线的风筝。

天气日益炎热起来，“隔离”遥遥无期，一种莫名的烦燥与不安与日俱增，除了独自画画，有时便到几个裱画店看看。“非典”时期，其实无画可裱，业务清淡，有的干脆放假回家了。到了六月下旬，按原来的教学安排，该是晁海老师的美术欣赏课了，晁老师告诉我，学校还是没有解禁，还要继续等待。

夏天来了。西安的夏天并不比南方好过，气温竟到35度，有几天竟比杭州还热。“非典”形势已日趋好转，西安已数日没有“非典”的报道，但为了保险，西安所有高校仍没有丝毫放宽的迹象，继续严密地封锁着。家中每日都来电催我回家，妻子焦虑地说：父母想念你，回家吧！儿子也来了电话。是的，老父八十七了，孔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。突然，我归心似箭。于是，我与系里办好手续，六月底，我匆匆地离开了西安。

别了，西安美院！别了，我的同学！